在大多数农村，作为经济问题的“三农”问题已得到有效缓解，但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与公共文化供给间存在较大差距，导致“乡风衰败”问题严重，农村老年人自杀、赌博现象和非法宗教活动等都是表现。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通过乡风文明建设安置好农民的精神生活，是乡村社会中不少问题、尤其“乡风衰败”问题的治本之道。
客观而言，“乡风衰败”并非单纯的伦理道德滑坡问题，而是有着复杂的经济社会根源。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导致家庭难再满足留守农民的精神生活。以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为例，外出务工在缓解“三农”问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导致家庭成员分离。既无正常家庭生活，又缺乏公共生活，使部分留守老人被推向社会交往的空白地带，容易自怨自艾，甚至在无法承受内心的孤独时选择自杀。
二是乡村传统公共空间的衰败。二十年前，村民间通常有着较为密集的社会交往，“走家串户”闲聊是很重要的公共活动。节日、婚丧嫁娶甚至村民小组会议等公共活动，也都有助于填补农民的公共生活需求。但近些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提高，很多家庭建起楼房，单个家庭的私密性随之提高，“走家串户”变少了。在部分农村地区，人情异化日趋严重，人情往来变成负担，公共性也大大降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牌铺子”几乎成为村庄内唯一的公共空间。
三是现有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农民需求错位。尽管国家不断加大文化、科技下乡力度，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体上难以满足需求。不少“文化下乡”项目存在单向性问题，如电影下乡、农家书屋等，没能照顾到留守农民需求，难与农民日常生活有效结合。而乡风文明建设又是软性指标，不易纳入基层政府日常工作，所以“不出事”逻辑大行其道。
正因如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乡风衰败”，而回应农民精神生活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尤其针对留守农民闲暇生活安置的问题，具有急迫性。笔者认为，或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促进农民自组织发育，提高农民自我安置闲暇生活的能力。乡风文明建设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尤其闲暇生活密切相关，只有深入到农民生活的逻辑中才能有效。比如，老年人是当前农村中最大的留守群体，也是精神生活最匮乏的群体。根据笔者调研，全国已有多地成立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红白理事会，湖北洪湖、沙洋等地成立了老年人协会，这些尝试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二是充分依靠基层党组织的力量，提高乡风文明建设的执行力度。正因乡风文明建设是一项“软工作”，简单依靠指标、考核等很难起效。就当前农村工作现实而言，将移风易俗工作和党建工作结合，是将乡风文明建设抓实、抓牢的有效路径。一般而言，农村党员干部是当地社区的中坚农民，社会交往能力强、社会关系网广，通过党建发挥表率示范作用，或可事半功倍。
三是探索新型“文化下乡”。“文化下乡”要与农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和现实需求紧密结合，真正有助于促进乡风文明。笔者在成都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政府推行村庄公共服务清单制度，各村庄可依据自身实际在清单中勾选，这大大提高了公共品供给与农民需求的契合度。同理，相关部门也可考虑建立“文化下乡清单”制度。另外，如何使地方文化与“文化下乡”更好地结合，也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四是探索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当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体系提高了生产效率，但难以兼顾对在村务农群体、尤其老人的影响。村里老人种地不只是为获得物质资源，还是打发闲暇时间、填充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因此，在继续发展农业现代化产业的同时，也应根据各地特点因地制宜，为需要种地的农民尤其老人留出空间，使他们能继续通过种地填充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