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解决好吃饭问题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立足国内确保粮食安全成为中国农业的第一位任务，但这并非是一个可以轻松完成的任务。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落地，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5亿亩。”从目前来看，粮食安全是可以期待的。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全面审视我国的农业生产，仍有值得近忧与远虑的地方。
从近忧来看，主要忧的是农产品质量。我国人多地少，农产品在过去较长时间内处于短缺状态，形成了重产量、轻质量的思维定式。因此，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大力发展紧缺和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当前，影响我国农产品质量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不良增产方式的影响，单纯追求农业产量，种植业过度施用化肥农药，养殖业过度使用抗生素等，造成农产品中化学品、抗生素等残留超标。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化肥农药的施用量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以上。过度施用化肥农药既造成农产品中化学品残留超标，也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因此，农业部提出：到2020年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目标。
另一方面是受生态环境污染的影响，因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等造成的水、大气与土壤污染，直接影响了农产品生产的质量。2017年环境保护部公报：我国地表水4类至劣5类水体面积达到32.1%，空气质量超标城市比例达到70.7%，部分地区酸雨频率在50%以上；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情况调查公告：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等。农业生产离不开自然环境，环境污染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今后须花大力气转变农业增长方式，采取有力措施减轻环境污染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从远虑来看，主要虑的是农产品总量。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消费的需求不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肉类、奶类及水果等的消费持续增长。以肉类为例，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肉类年消费量为12.70公斤；到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肉类年消费量为59公斤，未来仍是一个增长的趋势。我国城乡居民肉类消费以猪肉和禽肉为主，一般来说，3～5公斤饲料转化1公斤猪肉，2～3公斤饲料转化1公斤禽肉。人均肉类消费量的增长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
我国2001年加入WTO，从2004年开始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2016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更达460多亿美元。有专家认为，入世造成了国外农产品的大肆进入，实际上主要是进口农产品满足了国内的市场需求。与国内农产品消费增长相对应的是，2016年末我国实有耕地20.24亿亩，年内净减少耕地115.35万亩。减少的耕地，增长的农产品消费，进口农产品的压力，对我国农业生产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在较长时间内，中国将立足国内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供应，适量进口必需的农产品，以满足国内市场的供应。从市场平衡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方案。但对国内农业生产者来说，国外农产品的大量进入，会让他们倍感压力，因为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比价效应，让他们感受到了市场竞争的紧迫。
农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首先，农业是一个生命的培育过程；其次，农业生产对土地有非常大的依赖性。从前者来讲，生命的培育过程需要精准控制，过去依靠经验，现在依靠数据；从后者来讲，在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的前提下，农业生产，尤其是大宗农作物的生产效率与土地耕作规模联系在一起。而这两点恰恰是中国大多数农业经营者所不具备的，中国农业依然是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
眼下，中国的农业经营者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土地承包者，他们一般经营数亩至数十亩土地，采取比较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生产水平较低；一部分人是土地流转者，他们一般经营数百亩至数千亩土地，采取比较现代的农业经营方式，但土地的流转费用增加了土地使用的成本。过去，中国农民以自给自足为主，劳动力成本基本上忽略不计。
现在，中国农民逐渐转向商品生产，随着社会劳动力的成本上升，农业生产的成本因素推动着农产品价格不断走高。这几年，中国CPI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就是农产品或食品。在一个市场日益开放的环境中，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要与欧洲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业企业、美洲规模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农场相竞争，必定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中国农业生产的低效率、高成本使得中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价廉物美的外国农产品通过正常或非正常贸易的方式进入国内，压缩了中国农业经营者的利润空间，甚至造成国内某些农产品的库存积压，而采取关税与政府干预的方式则容易引发贸易争端，牵一发而动全局。因此，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提高中国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提高中国农业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说到底，就是要大规模培育现代农业企业、现代农场，让现代农业企业、现代农场成为中国农业的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业并不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而影响各类经济要素进入农业的主要是体制性障碍，许多农业经营主体无法稳定地获得较长时期的土地经营权，也就无法对企业发展与农地改造作出较长时期的规划与建设。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在“多种形式”和“规模经营”上多作探索，大力突破各种体制障碍，建立各类充满竞争活力的农业竞争主体。40年前，我们从农村出发，拉开了中国改革波澜壮阔的序幕；40年后，我们将重回农村，依然用改革的精神去寻找中国现代农业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