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而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思维取决于本身的文化属性，文化属性决定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从辞源上看，早在《周易》里，中国古人就有“观其天文，以察时变；观其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文化属性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最底层的价值观、思想意识组成的习惯和习惯代码。
观当今世界存在的两大主流文明，无疑是被称之为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近代中国，自庚子赔款，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建立"留美预备学校",建立了清华大学、山西大学等高等学府，西方的文化思想与生活、生产方式迅速传入中国，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是清华学校教学中主要的语言文字。除了国文、中国地理、中国历史、修辞等少数课程用汉语教授外，其余都用英语讲授。庚款留美生许先甲在《遣派赔款留美学生办法管见》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学生国文宜稍深。往者考试学生，泛言学习实业，……同学中尝见有习外邦文史掌故，而于国文国故反茫然不知。”可见清华学生所上西学课中无时无刻不渗透着美国的影响。
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对国人的生活和中国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90年代，伴随着我国文化日益向产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大量西方的影视、杂志、图书，电视进入中国，数量之多，内容之杂，对国人的思想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的渗透，大大的弱化了国人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以至于出现了西学热,全盘西化思潮盛行，而导致了我们对我们本有的文化属性的断层和误解。
一、中华文明源于农耕文明
民族文化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地理气候环境，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几千年前处于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适当的降水和温暖的气候，使中国的农业起源时间早，传承时间长。古证明，距今五六千年前，在我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诸多区域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农耕文明。从河姆渡文化发现有稻作采集栽培的遗物看，迄今已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
俗话说，民以食天，早在几千年前的《黄帝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篇中有此一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它给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早而又最全面的饮食指南，几千年过去，至今为止，国人的主食依旧是五谷为主。五谷就离不开耕种和农业。
秦时期民间流传的《击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在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到处充满了农耕文明的画面：《诗经·良耜》篇：“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刷刷地收割，多多地堆积。堆得像墙一般高，梳篦一般密。上百的谷仓都装满了。《诗经·豳风·七月》反映了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描绘出一幅风俗画，凡春耕、秋收、冬藏、采桑、染绩、缝衣、狩猎、建房、酿酒、劳役、宴飨，无所不包。
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呈现的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理想，标示着一幅农耕文明的经典图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田、女织布，夫妻恩爱、男孝女顺、儿女绕膝，心灵手巧、农耕桑麻、天人合一。
农业也是中国历朝历代根本，宋太祖说：“朕以农为政本，食乃民天，必务穑以劝分，庶家给而人足”（《宋会要辑稿·食货》）。即便是游牧民族人主中原，也都会很快将治国安邦的重心调整到农桑方面，如元世祖忽必烈的治国大纲即:“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
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也形成了几千年来中国民族渔樵耕读的生产生活方式。“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桑蚕农耕，是中国人田园牧歌生活里最美的日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至于直到几千年过去的今天，大部分中国人心里都埋藏着一个如同桃花源记的桃园梦。
二、农耕文明影响下的东方思维
1、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人，作为大自然的一员，生产生活活动时时都跟自然界发生着交流，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毫无疑问是每个人乃至每个民族都需要的面对的问题，而作为农耕文明主导下的农业生产，更是跟天地自然气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形成了东方文明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和谐共生，中庸之道，农耕文明的影响下独特的东方思维。
古圣先贤认为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唇亡齿寒，人与自然乃至自然界其它万物同根同源，必然要和谐共生，要和平共处才能让人更好的生存生活。《淮南子·主术训》:“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糜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置罩不得布于野。獭未登鱼，网置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彀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
古圣先贤告诫我们我们的吃穿用度都源于自然，所以对天地自然的尊敬与效法，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中庸文化，取用有度，适可而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和谐共生，中庸之道让中华文明历来以礼仪之邦文明于世。农耕生活的平实性与和谐性，使中华民族素以仁爱著称于世。
2、天下为公的集体意识和整体观
农耕文明主导下生产生活方式主要是农业生产为主导，而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时和水利的灌溉，所有的这些劳作都离不开集体合作，特别是在古代生产工具和水利灌溉设施不发达和完善的情况下，基本上是靠手工劳作，在遇到天灾干旱，洪水的情况下，更需要集体的合作，由此而形成了家庭为最小单元的集体，进而形成家族，村落，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家庭观，家族观，和集体主义的整体观。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无不告诉我们在东方思维里面，集体利益永远大于个人利益，包括近代中国出现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到农历春节，在漫漫中华大地上就会出现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数亿人不远万里跨越千山万水只为回家团圆，无不是东方主体集体意识的延续和体现。
3、文武双全，耕读并重
农耕文明文明中，中华文明讲究和谐共生，提倡仁爱之道，但农耕是主体，同时又兼有游牧和渔打猎，自然方式的生产方式，无论是耕种收割，打柴围猎，都需要强健的体魄，于是身体作为生存之本显得异常重要，同时由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时不时存在战争和争斗，《左传》中的一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即军事活动，因此古圣先贤对于身体的教育，锻炼和改造异常重视，西周官学六艺中，射与御就是对身体的锻炼和教育。在冷兵器时代，身体技艺是驰骋沙场的重要资本，故春秋时期，读书，不能武枪弄棒，是不能算作士，
但因为农耕文明中的仁为主导意识，因此武在中华民族眼中并不意味对抗和暴力，更多的是个人修身养性的手段，即使在最追求对抗的武术这个项目中，我们也从不强调“打倒打死”，我们强调“以武会友”，“点到为止”，我们注重“武艺”的同时更注重“武德”。
4、海纳百川，革故鼎新
天地自然时刻处于变化之中，道法自然的农耕文明使得古圣先贤对自然变化之道有着更深的体悟，道德经言，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易传·系辞》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无不体现了东方思维中的革新变化精神。
《论语》曰:‘吾日三省吾身”，亦正是古人告诉我们的不固步自封，固执己见，善于接纳还改变自我。因此在东方思维里面，没有固定唯一的标准，多元并存，海纳百川，因地制宜而实事求是而并非我们一直被教育的传统文化就是封建迷信，闭关锁国，恰恰相反，真正合道的东方思维一定是与时俱进的，才能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