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面对这样的历史，一个问题一直呈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欧洲地中海沿岸，不仅发展农业，也存在兴盛的商业文明？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农业立国？
“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是一句中国人熟悉的话语，尽管当代人说出这句话重点均落在对食物的需求上，几乎很少想到食与民的分量，但回顾中国历史，几乎每时每段均没有离开食物的生产领域农业以及食物的生产者农民。
农业不仅是历代王朝的立国之本，也是维系国脉民生的基业。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面对这样的历史，一个问题一直呈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欧洲地中海沿岸，不仅发展农业，也存在兴盛的商业文明？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农业立国？
从管仲与商鞅说起
纵观历史，推动中国走向农业立国之路，战国时期执掌秦国军政大权的商鞅发挥过重要作用。商鞅并非是秦国本土人，而是出生于中原地区的卫国。进入秦国后，他向秦孝公提出强国之策——“重农抑商”。“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是商鞅论点的核心。依托这一论点，他认为在诸侯林立、群雄逐鹿中，国与国之间、政权与政权之间的较量，人口多、土地多、粮食多才能兵强，只有兵强，国家才能在政治与军事较量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并最终赢得天下。
在商鞅的强国框架中，核心在于农，在于战。农是实现强国的物质保证，战是迈向强国的克敌措施。依照商鞅鼓励农、战的政策，商业却受到严重的压抑。商鞅认为，国家一旦有难，由于农民的土地是不动产，既不可以移动，也不可能变换，为了保家，必然卫国，一定会与国家共生死；商人就不同了，由于商人的经营行为以流动性为主，并非固定在一地，且商业盈利获得的多为金银细软，一旦国家面临危机，包裹细软即可逃离战火是非，于国于民均无利。站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国家利益上，农为本，商为末，崇本抑末的思想即已形成。
事实上，崇本抑末并非中国古人一贯的思想。上距战国不远的春秋时期，位于今山东一带的齐国，有另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管仲，在他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时，则有着与商鞅不同的治国思想，即重农而不抑末。管仲提出，“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将国家的经济之本投放在粮食生产的同时，提倡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并强调“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滞”的重农不抑商思想。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迈向了霸主的地位，不但拥有了强大的国力，且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从春秋到战国时期，齐、秦两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治国策略，但是公元前三世纪统一天下的是秦国，而不是齐国，这就意味中国历史最后选择了秦国的政策——重农抑商。几年前，周振鹤就曾经讲过“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这样的问题。其实依循这样的思路，我们会想到如果后来的治国者是齐人，也许中国历史会与后来完全不同。按照管仲崇本而不抑末、重农而不抑商、五业并举的思想，或许也会有地中海沿岸的商业交易，也会有如同威尼斯商人一样的商人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之上。但是历史没有如果，秦人或者说商鞅制定的强国之策，为后世的中国奠定了农为本的基础。
“崇本抑末”与“盐铁官营”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农为本的治国之策起步于秦代，那么最终的强化却完成于西汉时期。汉武帝时期制定的各种制度多对中国历史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中董仲舒主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桑弘羊提出的盐铁专营，在思想与政策措施两方面强化了“崇本抑末”“重农抑商”政策，并成为后世之本。
“崇本抑末”针对农业与工商业而言，“本”为农业，“末”指农业之外的工商业。“崇本抑末”的真正效力在于政策、法律措施给予的保障。首先，朝廷对于官员政绩的考核，重点在于耕地的拓展与人口的增殖，而这两项指标均与农业生产相关，这一点如同当代将GDP增长作为衡量官员政绩标准，有相似之处。配合耕地与人口，农田水利以及其他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指标，亦在对官员主要考察之列。朝廷对官员政绩考察的内容在于“本”而轻于“末”，成为建立农为本治国理念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考察官员政绩的标准，对于推动中国全面进入农业社会，发挥重要作用，那么“盐铁官营”几乎将商业推到一条崎岖艰辛的窄路之上。农业生产带来最大的满足在于男耕女织生产的衣食之物。黄梅戏《天仙配》中那段著名的唱词“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切实地反映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衣食之需几乎完全可以依靠农业生产自身而获得，因此商人经营获利在于盐、铁、矾等农业不能生产之物。
当代社会中，盐固然不可或缺，但并非稀见昂贵之物，在古代其地位与铁并列，如同今日之石油、煤炭。历史时期的中国内地产盐地主要分布在山西解县、四川自贡、宁夏花马池以及淮河南北地带。由于盐产地有限，大多百姓需要通过流通而获取。铁是制作农业生产工具的原材料，同样并非农家所产。至于矾，则是染布增加着色力的重要添加剂。
汉武帝时期针对这些非农业所产，又是民生不可缺少之物实行官营，目的就是将这些利润率最高的物品掌控在朝廷手中，并通过国家垄断阻断商业与商人的利润。通过“盐铁官营”，商人能够经销的除日常针头线脑小商品之外，就是面对社会上层需求的奢侈品，而所有这一切均不足以将商业推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崇本抑末”，凭借重要商品国家官营政策抑制了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与商业力量的强盛。这样的情况延续到明代，长城沿线蒙古人的南下，成为商人崛起的机会。明代面对蒙古骑兵屡屡南下造成的军事危机，修筑长城的同时，在长城沿线驻守大量军队。而这一地区并非江南鱼米之乡，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带，军队屯田所产粮食有限。
为了保障军粮的需求，朝廷实行“开中法”，即要求商人将粮食运送至长城地带，依据运粮数额发放贩盐通行证。正是利用“开中法”，后世盛极一时的晋商、徽商等商帮获取了第一桶金，并在此基础上崛起，成为明清时期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然而尽管如此，“农为本”的思想始终没有被消弱。农业既构成了中国古代的支柱性产业，依托农业生产的定居生活而诞生的文化也植根在这片土壤之上。深厚的黄土与土地上生产的粮食，既孕育了中华文明之光，也让中华民族在年复一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事活动中，形成一种与世无争的性格。这种性格对于个人是一种美德，对于民族则失去竞争性。
从商鞅所在的那个时代，到1949年，甚至1978年，中国走过了2000多年农业立国之路。农业养活了我们，造就了历史，然而与“农为本”相伴随的国家经济政策，虽然保全了农业独尊的地位，却也因此而失去让农业走出传统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