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是一种人口管理制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商代人将这种管理方式称之为“登人”。
商代属于奴隶制社会，在当时的贵族奴隶主眼中，人口和牛羊之类的财产并无多大区别，牛羊需要登记，那么人口登记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身为奴隶主私有财产的奴隶，当然是不可能有迁徙的自由，如果私自逃离户籍所在地，则会遭到严酷的惩罚，有时候甚至会被处死。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许多小国对领地居民的控制也力有不逮，于是诸子百家的士人们得以周游列国，宣传各自的学说，以博取各国君主的重视。
自由的人口流动为自由的思想创造了土壤，因此，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华夏迎来了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战国末年，秦王嬴政时代，因为韩国水工郑国的间谍事件被发觉，秦国的宗室们对秦国境内的客卿非常不信任，于是鼓动秦王驱逐客卿，楚国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写了一篇《谏逐客书》，论述秦穆公以来“以客致强”的事实。
在文末，李斯写道：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认为，人口流动带来人才流动，各国英才入秦是秦国能强盛的根本。如果因为地域籍贯的不同，而驱逐人才，那么秦国就危险了。
秦王嬴政认为李斯说的很对，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岂能让人才流入他国呢？于是嬴政马上做了一件事：立刻废除了驱逐客卿的命令；而孝公时，已让商鞅赶紧对秦国境内的人口进行登记。
商鞅变法，将秦国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户之中，选一人为伍长，每什户之中选一人为什长，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为了保障编户制度的约束力，秦法实行连坐，一人犯罪，其余人都要受株连，战时若有一人逃亡，其余人都要被诛杀。
秦国广纳贤才，同时又在内部推行严酷的国家军事主义制度，致使秦军战力爆表，终于以偏隅之地，异军突起，横扫六合，混一宇内。
秦统一之后，推行郡县制，然而郡县制只是国家机器的框架，真正到政策的具体执行层面时，郡县一级是远远不够细化的，于是在编户制度的基础上又延伸出了乡亭制，即每乡设“三老”（乡村元老院），十里为一亭，每亭设亭长。亭长对方圆十里之内的居民进行户口管理，并维护基层社会治安，同时负责朝廷赋税、徭役的征收和摊派。汉高祖刘邦就是亭长出身，只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亭长，他的日常除了赌钱，就是在村口酒馆里喝酒吹牛聊闲天。
汉随秦制，秦汉以降乃至魏晋，除非是遇到长期乱世，实在没有办法进行户籍编制，否则人口登记都是国家的基础工作之一。尽管进入了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不像奴隶社会那么明显，但在统治者眼里，人民依然是国家财产，财产必须登记，严防资产流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写在教科书里的圣人语录，它就是整个中国古代史里的天条。
自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户籍制度曾有那么一段时期濒临瓦解，这主要是长达四百年的乱世战争所致。人口的不断迁徙与流亡，政权的不断更迭，都让户籍制度一度几乎断绝，但当政权稍稍稳定的时期，统治者都会抓紧时间修补户籍登记本。比如，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重建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内容；而在中国南方，南齐萧氏在其短暂的二十多年时光里，一直把户籍修订工作当作国策来抓，并让太子主抓这项重点工作。
在更晚一点的隋唐时代里，国家实行三长制。即每五里为一保，设保长（俗称“地保”）；五保为一闾，设闾正；四闾为一族，设族长。地保必须熟知自己辖区的各种家长里短，一旦地方上有事，地保就是一部活百科全书。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设保甲制，每十家为一保，选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每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一威望高的人为都保正，保正又分正副职。《水浒传》里，晁盖被称为“晁保正”，说明他也是当地有名的乡绅，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大宋朝的执政基石。
明清时期，户籍管理更是成熟。户籍管理又分为“黄册”和“鱼鳞册”，黄册以登记人口为主，鱼鳞册以登记土地为主，两册一对照，一户人家究竟该交多少钱粮税赋，该服多少徭役人工，都是一目了然的。晚清时期，黄册和鱼鳞册几乎都是由各地方衙门里的行房书吏们世代把持，传子不传婿，是当地吏员们的传家之宝。因为必须有这东西在手，才能收得了各种租税，所以任凭换了哪一任官老爷来，都炒不掉这些书吏。
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把户籍政策作为国策来抓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古代的中国一直是农耕文明社会，农业是国家的第一大产业，农业税是财政第一大税种，而税收直接关系着政权的生死存亡。农业税的根基有两条：一个是农业人口的多寡，一个是征税土地的产能，因此人口管理与土地管理一样，都是农耕文明社会里的基本国策。如果土地和农民都越来越多，那么国家财政的兴盛指日可待，而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经常迁徙的流民，则意味着国势衰微，亡国之日可期。
至于重农抑商，更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商业税在中国古代税收体系里占比微乎其微，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而农业税则不同，它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所在。
为了让帝王们的子孙们能够千秋万代仙福永享，帝国必须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来保证农民们世世代代地在那块土地上做工蚁，因此，几千年来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帝国的户籍制度都是一如既往地坚不可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