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的考证，明王朝在洪熙元年派中官张善之在饶州督造“御用器”，这标志着御窑厂在景德镇的正式成立。至成化初年，成化帝下旨停止了处、饶二州为宫廷烧造瓷器，后来再复烧时，独剩饶州一处为御器厂，这就确定了景德镇作为天下瓷都的地位。
此后，景德镇瓷业的发展越来越蓬勃，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据王光尧先生推算，在万历二十五年以后，景德镇地区20余座青窑所烧制青花瓷器的生产能力为每年约160万件，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此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之曰：“四时雷电镇。”时任嘉靖督运官的王世懋（1536-1588），在其《二酉委谭》里的生动描述，大抵是景德镇的实情。
【清】道光青花绘“御窑厂图”瓷板（局部）首都博物馆藏
然而，即便是如此巨大的生产规模，仍然无法满足明宫廷对瓷器越来越大的胃口。
《明史》卷八二《食货六》记载：“隆庆时，诏江西烧造十余万。万历十九年命造十五万九千，既而复增八万，至三十八年未毕工。自后役亦渐寝。”这仅仅是嘉万之间其中的两个数字。刊行于万历二十五年增补的《江西大志》有记载万历五年、十一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均有大造，这不啻是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而地方社会亦遭受征敛之苦，民力困瘁，时有反抗暴乱发生。
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接踵而来的战争令明王朝元气大伤，国库日渐困绌，再加上监造官员如宦官潘相之流的贪污舞弊、欺上瞒下，御器厂的烧造最终也江河日下、摇摇欲坠。和明王朝一样，迅速走向凋零衰败乃至瘫痪。不得已之下，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改征班银，实行“官搭民烧”。
也就是说，御器厂此时已无力完成的烧造任务，可从民窑器中按价择选入宫。这样一来，朝廷对景德镇窑业的管制等于已经放开；终于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景德镇官窑御器厂正式辍烧。官退民进，民窑至此得以完全摆脱皇权钳制，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辉煌时代。
根据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卷五载：“国朝康熙十三年（1674），吴逆煽乱，景镇民居被毁，二窑基尽圮。大定后，烧造无从……厥后，御器烧自民窑……”可见晚至17世纪后半期，宫廷用瓷仍然是采用“官搭民烧”的形式。
清嘉庆景德镇全图
万历三十六年御器厂辍烧，这是景德镇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民窑开始主导了此后近100年的瓷业繁荣。而此时正值景德镇民窑窑业开始起飞，外销与内销市场的崛起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隆庆元年，海禁开放，民间贸易迅速崛起，中国瓷器是海外市场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根据佛尔克所著《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书中统计，成立于1601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1682年间，就从中国运出多达1600万件瓷器，年均20万件。这样的订单要求，促使了民窑在烧造规模与技术上的相互竞争和不断改进；与此同时，明末清初江浙一带因手工业与商贸的发展而诞生的财富阶级，也开始享受奢华生活。
他们讲究厅堂书斋的铺装陈设，追求庭院园林的精丽巧构。社会风气所致，士夫官宦、文人墨客、富商巨贾、乃至寺庙书院，争相前往景德镇定烧高级瓷器。导致这一时期瓷器精品佳作数量猛增，过去被御器厂垄断的优质原材料、先进技术与高级窑工，此时都转向民窑作坊。庞大的外销订单与繁荣的内销市场刺激了民窑作坊在规模与质量上的双飞跃，再加上文人雅士们积极参与到瓷器的品鉴推广、设计制作，使这个时期的瓷器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巧思与充沛鲜活的创造性。
明崇祯青花罗汉故事三足筒式炉
欧美学者将1600—1700年这近百年的历史阶段称为“Transitionalperiod过渡期”，这个过渡所包括的不仅仅是从官窑到民窑的转移过渡，还应该包括了历史大背景下王朝更迭的转移过渡，社会小背景里财富、文化与艺术品位的转移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