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沙滩村和许多山村一样，几年前，多数沙滩村的年轻人外出务工，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但如今，沙滩村每年接待游客3万多人，带来的各类收入300多万元。沙滩村的改变，得益于2012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3年前，黄岩区聘请同济大学教授作为古村落建设专家团队，全程参与村落的保护利用。没有大拆大建，也没有贪大求洋，专家、村民、工匠利用村落中原有资源，对废弃建筑实施有机更新，将凝聚于古建筑中的乡村文明基因进行“流转”“活化”。
经过修葺的沙滩村成了留住古老记忆的艺术村落。经过立面改造、内部修缮、新功能植入和景观环境布置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乡公所、粮仓、兽医站，成为了民宿、酒坊和茶亭。沙滩村变化的历程正是浙江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一个缩影。
古村落被称为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据统计，目前浙江被列入全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古村有176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云南和贵州。而经浙江省农办等部门确认的历史文化村落，则达1237个。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王景新所在团队的调查显示，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中，有文物保护级别的物质文化遗存有4357处，其中国家级文物375处。早在2003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时，就把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2012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这也使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在省域范围内开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省份。
截至目前，浙江已启动了172个重点村、868个一般村的保护利用，投入资金30多亿元，修复古建1万余幢、古道212公里，拆除与古村落风貌冲突的违法建筑物32万多平方米。“有效遏制了浙江‘古村衰落、古建筑数量递减、传统特色消亡’的严峻趋势。”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华勤说。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浙江开展的古村落保护与利用工作，再现了一幅幅乡村美景。
“见物、见人、见生活”
为避免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出现“千村一面”，早在全面开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之初，浙江就出台专项意见，将历史文化村落分为“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和“民俗风情村落”等多种类型，要求因地制宜，根据不同村庄特点、类型，在充分展现村庄个性的同时，采取不同的保护利用方式，让每个古村落都各具特色。
地处永宁江上游的台州市黄岩区潮济村，曾是黄岩历史上西部山区的水路重镇和重要商埠，“商贾云集，货贸繁荣”。2013年，潮济村启动修复保护工作，当地以修旧如旧为理念，改造和修缮老街立面等历史遗存，同时对基础设施、建筑内部使用功能加以改造，以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
2014年年底，潮济老街重新开街，老街两侧民房大多商住结合，临街为店面。在这里，60岁的蔡莫杰老人重拾手艺，卖起了棕棚床；屠文君开起了“老屠油漆”店，乌饭麻糍、弹棉花、刻字等特色店铺沿街而设。走在潮济老街，村民与游客和谐相处，古村落文化与现代商贸互动发展，潮济村再现了昔日的繁华。
“古村落的最大魅力在于穿越时空传递的文化气息。”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滋说，传统村落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双遗产”，具有物质与人文的“双形态”，失去了原住民及其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村落就失去了灵魂。“村民是村庄的主体，文化是村庄的灵魂，历史文化村落的‘活态保护’，要见物、见人、见生活。”
“改变的是时代、是功能，不变的是内在的‘魂’”
利用历史文化内涵和地方传统特色，发展休闲旅游，从而带动旅游纪念品、当地特色农副产品、农家乐餐饮、民宿等一系列衍生产业，在保护和利用中，不断培育村落的产业经济，这是浙江保护和利用古村落的一个重要经验。
桐庐县江南镇深澳村是一座建于南宋后期的江南古村，村里有着保存相对完好的徽派建筑群，因为生活不便，村民渐渐搬出了世代居住的老房子，深澳村也因此成了“空心村”。
随着对历史建筑的抢救性维修，古韵新颜的深澳村乡土气息浓郁，追寻乡愁的游人纷至沓来。几年间，闲置的老房子变身成了“咖啡厅”，古建筑办起了特色“民宿”。
位于瓯江上游、处于浙南崇山峻岭中的松阳县，建县于东汉年间，境内有100多座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其中50个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随着浙江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开展，松阳县境内的古老建筑群、优雅的生态环境、古朴的村风民俗，吸引了八方游客。据了解，2015年，前往松阳县的游客达到200万人次。
“松阳民宿的最大特点就是生长在古村落里面。”松阳县旅游委员会主任许明标说，将原始传统的乡村自然生活寄托在乡间民宿，改变的是时代、是功能，不变的是古村落内在的“魂”。(文章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