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未来100年，中国的时代主题之一是乡村振兴。那么，古村镇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如何的作用？习主席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这句话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乡村中的特殊部分——古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库，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起到保存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作用。中国乡村振兴的方向、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都有需要在传统文化栖息地提取和转化“中国智慧”。
近两年，社会对古村镇的保护和重视意识不断增强，对其蕴含的文化价值也有了全新认识，体现在古村旅游火爆和资本投资意愿增强方面。李子柒演绎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流露出的生活烟火气和田园气息，丁真淳朴乐观的形象和甘孜州原始自然，都引起了都市人群的共鸣。但我们面向乡村寻找的，不只是在记忆中失落的田园梦，还有失落已久的传统梦。
失落的传统
“五四”运动后，中国引进了西方的科技体系、教育体系、经济体制，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普遍认为，全面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抛弃原有古老落后的糟粕文明，就可以获得先进和幸福的生活。事实是，我们学习西方已经100多年了，经济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无论是先富起来的人，还是刚刚在脱贫攻坚战中出列的人，社会各个阶层都普遍感觉到精神失落——我们从物质普遍不满足的时代迈入了精神普遍不安宁的时代。
可以说，100年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不断衰落，中国人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并未获得精神皈依，反而陷入空前的孤独和焦虑中。于是，我们开始集体反思，我们丢了什么，文化结构是否需要调整？
著名学者杜维明曾说：“过去我们打倒孔家店、批判孔老二，人们把官员贪污腐败、民众贫穷愚钝、新旧极权主义、错过了工业革命、没能建立民主人权法治社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等，都归结于传统之恶劣。我们拿几千年积累下的文化污垢同欧美文化中的优质部分作比较，把责任归结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伦理身上，这显然有失公允。”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也说，在对待孔子与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形成明显的两极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不少人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腐朽，强化和放大了人们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认识。在20世纪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形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似乎中华民族要摆脱苦难就必须摒弃传统文化。于是，我们“连孩子与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了”。
令人遗憾的是，出发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途中却渐渐“西学为先，中学衰落”。对此，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警示人们：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又无法被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这在土耳其舍弃伊斯兰文明却又难以被西方文明认可的文化困境即是如此。
目前，一个日益强烈的共识是，中国社会正面临文化危机，文化内涵的空洞化，让迅速积累的物质财富犹如沙上之塔，岌岌可危。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西方设计师设计的地标，西方节日比传统节日还要重要，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我们需要回到起点，重新找回自己，找回民族文化自信。
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复兴
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须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能力。民族文化是中国发展道路能往哪走、能走多远的重要保障。民族气魄、中国精神，根在民间，魂在文化传统。
民族复兴不仅仅要建构经济高地，还要建构科技创新高地、文化创新高地，构建标示民族价值与立场的格局。这要求我们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价值发现与创新发展上下功夫。
可惜，当代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大多局限于“中国菜”“园林”“汉服”“宫斗剧”“功夫”等符号化的平面维度上、物的载体追寻上，对民族精神曾经达到的高度、先进境界，却少有耐得住寂寞的关注与追求，也无法进行转化，以及与自身生活、社会发展结合。
这些遗憾和问题希望可以通过古村镇复兴得到一定程度地弥弥补。向古村镇取经是挖掘传统文化、增强文明自信的途径之一。古村镇中蕴含的丰富的传统农耕文明遗产是唤醒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通道。通过推动古镇复兴存续传统文化、活化遗产，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自古中国就有“礼失而求诸野”的传统。这句话并不是说农民比城市人更有文化，农村更文明。而是因为“家文化”是古村镇的文化底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著名文化学者楼宇烈先生曾直言，“家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精华。古村镇是家文化的衍生地，蕴藏着传统文化的解读密码。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城市人的乡愁感，正是从古村镇发源而来。当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出现问题时，就自然而然地回到发源地寻找解决之道——这是先人的智慧——“人穷则反本”。这里的“野”就是古村镇。今天，我们又到了“返本”“求诸野”的时刻。
向古村镇寻找传统文化
古村镇是“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的总和。从物质遗产来说，古村镇将营建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保存着大量宝贵的建筑遗产。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就不重“物”而重“神”。古人建造村镇除了追求系统性、科学性、先进性、生态性之外，还讲求意境、追求、信仰、文化的直观体现和寄托，将文化、政治、宗教、礼俗与生活融于一体，融入血脉传承，这就是“无形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在古村镇振兴过程中主要追寻的部分。
与有形文化遗产相比，无形文化遗产更为珍贵。古村镇曾是先进成熟的生态文明的承载地、高度成熟的民族文化的承载地，也是民族精神的物质场域，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物质的自洽与融合。古村镇蕴含的生态文明不是落后，而是太早熟了；古村镇创造的传统文化并非应该抛弃的糟粕，而是厚重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古村镇中落后的是其基础设施、生产技术和物质条件，需要我们修复和关注。
提升古村镇物质条件
古村镇复兴的过程，是提升其相对落后的物质基础、提炼转化其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成果的过程，是当代人体会认识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彼此相洽呼应、不断追求精神境界提高的过程；是认识民族文化发展状态和特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独特创造、价值理念梳理清晰，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使其精神高度与物质高度相匹配。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金平曾说，传统聚落作为特定历史时期风土文化或乡土文化的物质表现，一方面达到了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高度统一，曾经是高层次、高素质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由于在社会组织、经济形式、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及技术条件上的滞后，又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的思想、情感、观念，以及理想和欲望，成为贫穷、愚昧、落后及不发达的象征。文化上的高层次和使用上的低标准，使得传统聚落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难于固守和传承。由此可见，传统聚落只有适应现代文化和当代生活方式，并在纳入新元素、注入新血液的情况下，不改变文化基因，进行一场文化载体的转向，才能延续再生。
古村镇振兴就是，在重逢古老和新建未来的过程中，让远离传统的人重温传统，让从小受西方文化教育的人认识传统文化，让矗立在广阔大地上的建筑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蕴藏在习俗里的追求，都与现代社会和生活连接起来，给我们提供精神归宿和认同感。
在古村镇振兴的过程中，如果单纯用经济指标和物质丰富程度来判断古村振兴是不合适的。单纯追求居民变富裕、古镇人口增多，这无疑是简化、形式化、物化古村振兴的时代意义，错失我们与原生文化连接的最佳机遇。我们要通过参与古村镇振兴的历程继承中华大地上存续的传统文化遗产，树立文化自信心。
古村镇文化遗产要进行现代转化
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今天，当文化共鸣消失或情感纽带断裂的时候，传统村落的在地居民不能全面认识到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资源各方面的综合价值，对传统建筑维护的意识和能力相对比较薄弱，导致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自然衰败与人为破坏的情况还不能避免，需要我们尽快介入，以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当今，社会对传统村落文化价值普遍认识不足的重要原因就是传统文化未能进行现代化转化。对此，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副教授李华东说，我们对古村镇的挖掘，与保护和复原形貌相比，更重要的是延续其文化血脉、传承其生存智慧、发扬其整体精神。物质难久远，神魂可流传。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传统村落中承载的传统文化的解读，进行具体而微的、系统全面的基因分析，在此基础上传承、利用、提升、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转化形成我们今天的文化成就，营造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生活环境。
这里讲一个上世纪的真实故事。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代表团去国外访问时，决定拜访当时世界顶级艺术家毕加索。中国美术代表团首席艺术设计师张仃在为毕加索选礼品时选中了门神年画，在遭到大家质疑后，他很自信地说，毕加索一定会很高兴，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毕加索对收到这份礼物非常高兴。这就是两个世界顶级艺术家对中国民族特色的肯定。民族特色的才是我们文化的重要价值所在，我们要认知、发现本民族文化和传统的价值，把优秀的IP成功地与市场机制、产业机制、时尚消费机制融合起来，与快速发展的新科技融合起来，使它们经过转化与创新成为民族文化符号——这就是我们复兴古村镇的重要使命，我们应牢记并努力践行。
最后，用冯骥才先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洞八岭村所作小诗结尾，呼吁同仁为古村复兴和文化转化而共同努力：“古村哀鸣，我闻其声；巨木将倾，谁还其生？快快救之，我呼谁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