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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丨古人仿古,与古为新

   2024-05-15 undefined147小编10
核心提示:山东博物馆“器以载道——山东晚期铜器的古意与新义”展览,为观众提供了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古人仿古,与古为新□ 本报记者

山东博物馆“器以载道——山东晚期铜器的古意与新义”展览,为观众提供了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

古人仿古,与古为新

□ 本报记者 卢昱

在中国纷繁复杂的器物史中,铜器独占一隅。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铜器很早就出现在先民们的生产和生活中,此后始终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中国铜器,经历了先秦的礼重,汉唐的沉寂,宋元的复生转变,明清的仿古与新意……千百年间的坎坷与发展,写就一部恢弘的铜器演变史。近日,山东博物馆“器以载道——山东晚期铜器的古意与新义”展览,为观众提供了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此次展览11月22日开展,至2024年3月21日结束。观众可在不同器物的演变中,顺着历史脉络,探究晚期铜器的前世今生。

“千年后的我们,面对这些或精美,或质朴,或厚重的铜器,似乎也在与千百年前的先民对话,不但探讨古器和今器的关系,更是器物和人的代代相承。”本次展览策展人、山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布明虎说,此次展出的晚期铜器以祭器为主体,辅之以清供玩器,庙宇祠堂之中,书斋雅室之内,都可以见到铜器熠熠生辉。

古代的铜比较珍贵,所以称为“金”“吉金”。红铜是纯铜,在铜中加入锌的是黄铜、加入镍的是白铜,青铜则是由铜、锡、铅组成的合金。在中国古代,青铜制品最为常见,在多个时期、多个遗址均有出土。古人重视祭祀,并以物品的多寡、器物的多少等来衡量对神灵的诚敬之心。从最初的陶制三足器,到具有高度审美功能的礼器“鼎”出现,附着其上的青铜饕餮在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

步入展厅,首先看到的便是铜簋、铜钟、铜簠等多件山东出土的先秦青铜器。它们不仅体现了中原礼乐宗法制度,还兼具海岱地区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其中,虢叔旅钟是一件体现家国情怀的重器。周人为加强礼制建设,通过铸器作铭来颂扬祖德、刻纪功烈。西周晚期虢叔旅曾为其父铸编钟一套,铭文在追述祖先功烈、告祭自己荣誉、感念王室恩赐的同时,突出宗族体系的传承,表达了福荫家国、惠泽子孙的祈愿。

“即便走出巅峰时期的青铜时代,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和它们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宗法制度等,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继承延续,沉淀为支撑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文化基因。”布明虎说。

很多人认为,铜器只有商周好,晚期铜器一直被误认为属于伪造、仿造,对其历史艺术价值发掘不够。殊不知中国在宋元以后曾出现第二次铜器制造高峰。自宋代起,金石学与博古之风在文化领域逐渐盛行。这股风气与恢复古代礼制的呼声相结合,逐渐确立了仿古铜器为祭祀用器。经元、明、清的传承和发展,“胆铜法”炼铜、珐琅等新工艺的出现,演绎了新法制铜的成就与辉煌。

在元明清时期的文庙、孟庙、周公庙、东岳庙以及大家族的祠庙中,常将仿古铜制礼乐器作为祭祀供奉用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文庙祭祀所用铜器。从府到县,乃至乡村,都建有文庙,先贤们雕琢庙堂圣殿,擘画人文渊薮,前仆后继。前任建庙宇,后任建牌坊;你疏浚了泮池,我修建一座杏坛。历代捐资修葺文庙的人中,有知府、同知、知州、通判、知县、士子、绅耆、商人,以及在外做官经商的乡贤、本地的升斗小民。各地人们对文化的崇尚和坚守,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可见一斑。

让文庙灵动起来的是祭孔大典,而铜器是祭祀用器的重中之重。官绅主导下的文庙祭祀,在帝制时代,体现着“治统”与“道统”的融合。至元、明、清时,符合“先王之道”的“复古风”仿古铜礼器,延续着先秦时期青铜祭器的内涵。

以曲阜阙里孔庙为例,其祭祀礼器主要有两类:一是祭器,二是乐器。祭器包括爵、簠、簋、笾、豆、镫、铏、篚等,其地位高于日用器。《礼记·王制》云:“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按使用频率,可分常规祭器和供器。供器主要为历代皇帝御赐,只在春秋释奠时使用;常规祭器为实用礼器,数量大都在数十甚至上百,多为成套使用。

此次展览,有一件明代阙里孔庙夔龙纹大方鼎,是曲阜孔庙现存最大的祭器,重约98千克。器身正面口沿铸楷书铭“宣圣庙”,背面口沿铸楷书铭“明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吉日造”,两侧面中间方框内铸楷书铭文,磨损严重,漫漶不清。

这件大方鼎,是明成化年间尊孔尤盛的力证。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注意利用孔子和儒学,开了明代尊孔的先河。明成化年间,山东也掀起一股尊孔热潮。1996年12月24日下午,在兖州城区九州东路东御桥小学门前开挖自来水管道沟槽时,工作人员发现一处明清时期兖州府学文庙祭祀礼乐器窖藏,共出土器物404件(套)。其中礼器有爵、簠、登、豆、铏、盘、鼎、造像等8种共384件;乐器有编钟、编磬等2种共20件。该窖藏礼乐器器形规整、纹饰精美,对于研究我国文庙祭祀礼仪制度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中,有铜豆、铜铏、铜镫、铜爵等多件器物,上铸铭文“大明成化丁未三月吉日山东兖州府知府赵兰造”。赵兰对孔孟之道甚为推崇,曾为皇帝提出六条建议,其中四条与祭孔礼仪更定有关:“一请定礼乐……一请详祀位……一请议谥号……一请补缺略,谓孔颜孟三氏子孙各有官爵祭田,惟曾氏子孙未有,乞赐祭田给人户备洒扫,选贤良户为庙主岁时祭祀,仍令有司主之。”

从来源看,孔庙祭祀礼器的由来有三种渠道:一是朝廷御赐,二是自行购买,三是各地捐赠。以阙里文庙为例,最早的御赐礼器见于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汉章帝刘炟过鲁祠孔子,留太尊、牺尊、象尊、山尊、雷尊、明水瓶各一。此后历代均有不同赏赐,至清代中期达到顶峰。

此次展出的文庙编钟,以清乾隆辛酉年(公元1741年)为盛。其中济宁市兖州区博物馆藏有11件,汶上县中都博物馆藏有12件,省内济南、青州、菏泽、滨州、沂水、蒙阴等多家文博单位有藏。根据形制、铭文判断,这些铜编钟非常一致,当属同一批次,或同一时期采用相同标准所铸,铸好之后又分配到各地使用。

在县一级文庙中,其规制无法与阙里文庙比肩,不过士子之用心,也昭明日月。在德州临邑,当地文庙建筑群已荡然无存,仅在县志中绘有一页“学宫图”,残存部分文字记载。其文庙祭器亦流失各地,目前在山东省内仅发现11件临邑文庙祭祀礼器,均为明成化癸巳年间所铸,当为一体。在此次展出中,也能发现它们的身影,这些器物的铭文除了铸有当地主官之名,还有“成化癸巳秋月临邑县生员钟义”“生员董纯”等字样,说明当时有财力的士子也积极参与到儒家文化建设中。

此次展出的另外一套别致的器物,是出自巨野文庙的清晚期掐丝珐琅红地番莲纹五供,有一件莲纹炉,莲纹觚、莲纹烛台各两件。这种变化,与明清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手工技艺直接相关联。从明中叶的“青花”到“斗彩”“五彩”和清代的“珐琅彩”“粉彩”等等,新瓷日益精细俗艳,它与唐瓷华贵的异国风,宋瓷的一色纯净,迥然不同。也可以说,它们在风格上与明代市民文化非常接近。

在以上铜器的诸多变化中,有一种不变的精神,那便是“与古为新”的文化传承精神。在铜器的见证中,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犹如春风化雨,由庙堂而至民间,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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